佛教东渐的足迹

　　尼雅佛寺遗址被完整地揭露出来了。

　　尼雅偏北的古河床地带，两岸有密集的红柳包，岸边有一处孤岛似的台地，还有一条长达百余米的人工林带，均已枯死倒卧，树的直径40至70厘米。台地上面是较大的遗址群。东端是佛寺，佛寺北有院门，西有冰窖，北面是大院落。院落包括房屋和附属的果园等，周围有苇草柳枝篱笆墙和成片的树林。整体应是一组关系密切的建筑，被推测是西晋初年前后当地最高政府机构所在地。

　　到目前为止，尼雅总共发现各种文书1191件，其中汉文文书100件左右，大量是在离这个佛寺只有20米的地方的房子里出土，著名的“泰始五年”汉文木简正是在这里发现。其实这件总被人们提起的汉文木简上，也不过寥寥数语：

　　泰始五年十月戍午朔廿日丁丑敦煌太守都

　　字数不多，却具有无可置疑的特殊价值，因为“泰始五年”是西晋武帝的年号，为公元269年，这个明确的日期，至少是尼雅遗址年代的重要参考。这里还出土了漆器、丝织品等典型的汉文化遗物，至于新发现的一件木雕人像，还很难准确判断文化风格的归属，木雕表现了一位女性，是刻在一个长方形木块正反两面浮雕，用墨勾出五官、手指及服装的衣褶，头部微侧，头顶有发髻，右手叉腰，左臂上屈，身穿圆领衫，下着长裙，姿态婀娜。

　　最重要的当然是那座佛寺。发掘后发现它呈方形，基址四面清晰地留下整齐的木柱，残存的底部用木板围绕，上部有栏杆。殿内中间设佛坛，上部已无存，围绕佛坛是供人朝拜的回廊。回廊的东北角，清理出坍塌下来的许多壁画碎片，可以拼对复原出佛像和菩萨像。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佛教遗迹，很早被世人所知，外国探险队掠走的佛教遗物，至今仍陈列在各国的博物馆中，遗憾的经过认真科学发掘极少。而这座是以详细的测量、完整记录严格地以科学考古发掘程序进行的，全面的揭露后，清楚地知道了当时佛寺建筑布局。

　　佛寺早已废弃多年埋在地下，基址却难得保存完好。奇怪的是中间佛坛处有一个深深的土坑。按田野考古程序来说，土坑早已挖过文化层、进入了生土，这种继续深挖的做法显然不是经过训练的考古学家所为。原来斯坦因早年调查过这里，从他日记独白中不难发现，他主要依靠雇来的民工从事发掘：“在我确立的规矩下向我出示他们拾到的东西，一旦有古文物的价值，就能拿到合适的报酬。”斯坦因毫不隐讳地叙说出当年他的工作方式，即按日给雇来的村民付工资报酬，如果谁挖到珍贵遗物，会额外领到赏金。这种用人之道，激励着那些对考古无知的村民胡挖乱掘。人们都相信斯坦因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出色的考古学家，而在这时候却像是个收购文物的商人。

　　出土的那件壁画佛像，一般人看来会遗憾它的残缺，但田野考古能得到这种程度的遗物，也可以说是百年不遇。

　　新发现的佛像，风格与过去新疆各地的都不一样，更不用说与中原地区的差别了。佛像从头至胸保存完整，面庞五官清晰，柳叶弯眉，双眼下视，蓄八字胡，嘴角微微上翘。目光中有难以察觉的微笑和庄重，象是要普度众生，又象凝视着大千世界，在似梦似醒之间向人们述说着生命的真谛。

　　历史上西方世界出现过著名的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灭亡了古波斯后，开始大举进攻中亚，一直越过兴都库什山脉攻入印度北部，他在征服的范围内实行殖民统治，建立城邦，迁移居民，使当地接受了希腊文化的强烈影响。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流传到这里后，在宣扬佛法的手段上发生了变化，佛教美术也从此出现了崭新的风貌，并随着佛教的东渐一并传入中国。佛教及其艺术东传，和田一带是重要的一站，也是印度和中亚连接新疆南部的枢纽，尼雅出土的壁画佛像，可以代表这一地区早期的佛教艺术风格。

　　古代的宗教信仰常常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宗教之间的互相残杀，留下许多血淋淋的故事，不仅给后人留下痛苦的回忆，有时也完全改变了历史。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有许许多多十世纪以前的佛教遗迹，标示着新疆南部佛教势力曾一度占绝对优势。可如今情况完全不同，南疆人几乎都信仰伊斯兰教，城镇乡村随处可见到清真寺。在一个地区内，一种宗教全面取代另一种宗教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可以想见，南疆历史上经历了多么残酷的宗教厮杀才完成了这一转变。

　　古代尼雅人信奉佛教无疑，至今保存最高最雄伟的遗迹，就是一座佛塔，它在众多的遗址群中如此醒目，说明佛教在这里的特殊地位。而这座新发掘的佛寺，更加使人感觉到缭绕的青烟和沉稳的锺声，曾是这里的朝朝暮暮，也实实在在看到了佛教东渐时一个坚实的脚印。

　　　　　　　　　　　　　　　　收获丰厚的8号墓

　　沙漠有时象一张简素的白纸，可细心观察，每座沙丘，每一丝纹理又都不相同，变幻莫测。缺少水分的空气是清洁的，呼吸时令人神清气爽。沙漠中行走的感觉十分奇异，几乎失去了时空概念，就像在远古时期的路上徘徊。

　　卫星定位仪测出，营地到墓地发掘现场直线距离4.5公里，由于尼雅主要受北东风向的影响，滚动的沙丘迎风面比较坚硬，背风面松软，无论是沙漠车、骑骆驼、步行，都必须沿比较坚硬的沙面不断绕行，延长了行进的路线，实际走起来至少要多出三分之二。每日辛勤往返，终于又一次带来了好运。

　　原来在清理3号墓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考古学现象：3号墓“打破”了另一座墓。考古学术语上的“打破”关系，是指后来遗迹对以前遗迹的部分破坏，其意义至少表明了两者之间的早晚关系。被“打破”的墓葬被编为8号墓，当然要相对早于3号墓。

　　8号墓的发现再次令人震惊。因为开棺后人们一眼看到里面一个陶罐，上面有一个模糊的墨书文字，象是个“王”字，难道是当时尼雅王的用物？虽然仅凭一个不太清楚、甚至是符号似的痕迹，作出如此推断未免武断，也绝不是严肃的考古学家所为，可在工作时人们宁愿暂时相信这是真的。按考古工作程序，清理遗迹时要一层层地依此剥开，每层都要照相、绘图，连开棺前墓的顶部上散乱的木棒，杂草，也要照像后再清除。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棺墓，顶部覆盖着较厚的毛毡毯，毯上有格状花纹，糟朽严重，一触即破。木棺里面葬着2人，女左男右，上盖织物。女性左侧有镜袋，脚下有器座、陶罐、木盆、木碗，木盆里还有早已干燥了的食物。男性脚下也有同样的器物，不过右放置的是箭、箭筒，弓、弓囊。整个墓葬从未扰乱过，完整表现着下葬时的情景。

　　墓中又一次发现了“木叉”。“木叉”是一个自然树枝形成的分叉的枝杆，分置于男女尸体上，木叉上缠裹着一些衣物和用具。塔里木盆地的古墓随葬品中屡次发现木叉，选材和样式基本相同，长的有1米多，短的才10公分，有新做的放入墓中，也有使用过的旧物。或平放在尸体上部，或插在头部附近，上面都绕系生前用物。木叉的屡屡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推测，认为是象征着某种宗教礼仪，同巫术有关，应称之为“木祭器”。由于采用红柳木，并进一步推测与崇拜迷信红柳的自然属性有关，“木祭器”的陪葬过程必然伴随一定的祭祀、巫术活动。

　　弓囊和箭筒用皮革制作，箭筒里还装置着4支箭。弓的材质是木、角，弦用动物的筋腱。刀鞘有木板为衬，外包皮革，再绘花纹。一件铁带扣，如今仍闪亮升辉，不知什么原因能保存如此之好。

　　不过最珍贵的物品还是尸体身穿的衣料等和各种织物，彩色斑斓的织锦是大宗。许多锦上织出汉字，有“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安乐绣”、“文大”、“千秋万岁宜子孙”，都属于吉祥用语，是汉至魏晋时期织物上常见的作法。当然，这些精美的织锦产于内地。

　　8号墓的开棺时，在场的人们鸦雀无声，紧张地闭住呼吸，瞪大眼睛，似乎在等待着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到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沉积在木棺中的沙土忽隐忽现地掩盖着遗物，除了可清楚看到的那件带“王”字的陶罐，还露出一些织物，其中一小片蓝色的织锦格外醒目，当一点一点地将这块织锦翻开时，不仅逐渐显露出鲜艳的色彩，还看到在蓝底上用白色织出的汉文“中国”，紧接着陆续看到“东方”、“五星”等字，最后完整的文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所有在场的人简直不敢相信竟会有这前所未见的文字出现。我立刻回想起进入尼雅的前一天，和田政府官员在为我们饯行时，特意赠送了一面国旗，凑巧的是一到营地，我将这面旗升了起来。难道是我的名字、我带的国旗和我升旗的巧合，才有中方考古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发现？简直就象是谶语一样，这也许这是我最值得自豪和难忘的考古经历了。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面积不大，四周用白织物缝边，上下各缝出3根长条带，是一件完整独立的物品，出土时位于尸体的臂肘腰部。织锦除了文字之外，蓝色地子上，用鲜艳的白、红、黄、绿织出丰富的花纹，其中有云气纹，虎、怪兽、大鸟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圈。“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出现上下两排，每排一字不少。

　　锦片不大，文字却清清楚楚，蓝白相间，醒目突出，文字的内容看上去简直就象当代语词，以五星红旗为象征的中国竟然与汉晋时期的古老语词暗合，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古代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概念不同，古文字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是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内容是“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或”即“国”字。铭文的意思是说，周成王迁到了成周这个地方，然后追述周武王灭商后，在朝廷祭祀于天时说，我将从此居住在中国。所以，“中国”一词在西周时期较明确的是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中国传统观念中视天下为一家，夏商周时期，“夏有万邦”即承认了黄河中游这个不确定的中心，并组成松散联盟式的“中国”，而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是理想中的天下。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中国”，是在《诗经?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指京师、城中的意思。

　　到了战国时期，“中国”指国家的中心地区，当时江汉流域的楚国人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自己认为属于“中国”文化圈之外。秦汉统一后，中原文化广泛传播，纳入“中国”地理、文化概念中的地域扩大。“中国”作为地理位置称谓延续了很久，到了东汉时许慎作的《说文》时称：“夏，中国之人也”。为什么把夏看作是中国之人呢，是因为当时北方有狄族，南方有蛮族，西方有羌族，东方有夷族，夏是处于各民族的中部的缘故。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这里的“中国”是指以中原地区无疑。

　　其实稍晚些时候的东晋时期也是如此，当西晋灭王，京师洛阳一带的人避乱逃到南方后，仍然怀念自己的故乡，南下的中原人被叫做“北人”，北人的士族们处处都力图保持着北方“中国”的习俗。《抱扑子?外篇三?讥惑篇》载：“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犹其小者也。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令忽然无复念之情”。不光书法、语言、甚至遇丧哭泣也要学中国，这里的“中国”当指北方黄河流域。

　　再说“五星”二字。《汉书?天文志》记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这是占卜之语。古代“五星”指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和镇星，分别为现代天文学中的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古人发现了它们在太阳系内相对位置不变，并用它们时隐时现的变化来占验人间的吉凶祸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主要表达汉晋时期天象占星术和乞求强盛吉利的思想意识，这种祝福吉祥语词，在当时比较流行。据说日本东京天文台研究的结论，在一定方向内能同时见到五星是罕见的天文现象，数十年、数百年才会有一次，下次出现是在2022年3月21日前后。

　　解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对历史、考古学者来说不是太难的问题，然而最有意义的恐怕还是这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汉文语词及其织锦，为什么出现在尼雅荒漠之中。

　　后来在室内清理时，又发现另一片织锦，色彩、图案和织造结构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同，两者可以缀合为一，非同寻常的是这片织锦上有“讨南羌”三字，于是将两片织锦缀合后，出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文句。

　　新发现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有趣了。为什么还要提到“讨南羌”呢？“南羌”最早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上：“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四郡”是今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南羌”是古代民族的名字，羌族在四郡之南的称南羌。汉晋时期西部的南羌成为中原王朝的边患，如何对付他们是朝廷政治军事大事，传统文化星占术中的“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欲征讨南羌应在“五星出东方”之时才能取胜，于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语句出现了。

　　问题是这些字为什么织造在织锦上。通常汉晋织物上的文字，多是些无实质内容的吉祥语用语，无非是祈求安宁的良好祝愿。象这样带有明确政治功利性的话赫然出现，莫非是特别制造的？“讨南羌”是中原王朝的既定国策，尼雅也是南羌出没插手之地，也许正是这一原因，才专门制造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织锦输送到尼雅.

　　　　　　　　　　　　　　　　　遥想歌舞升平

　　大约在尼雅消失的时候，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地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并没象他所期待的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却见到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上面有字，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于是，他把勉强可换钱的物品匆忙拣到一起就跑了。后来人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由地方官府出面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收藏起来。中央朝廷得知后，派大学士苟勖、傅瓒等人整理校定。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这件事多少和尼雅有点联系。

　　汲冢藏书中的《穆天子传》碾转流传，遗失了原本，如今残存不过六千多字，记载的是周穆王西巡经历及其路线。书中说周穆王西巡到今内蒙河套以北时受到人们的欢迎，献给他美玉，并告诉周穆王此玉采自昆仑山，那里有美丽的风光和奇花异木。好奇的周穆王遂决心西巡，他到了塔里木盆地，又登上帕米尔高原，途中他又一次接受了当地酋长赠送的于阗（今和田）美玉。《穆天子传》及故事是否可信，可能一时得不出结论，但人们普遍把《穆天子传》上的记录看作是中国最早见到的关于新疆南部记载，也自然同“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而周穆王获得的于阗美玉，成为后来历代帝王追求的瑰宝，出产于阗美玉的地点也正是包括尼雅在内的和田地区。

　　提到的“丝绸之路”，人们还会想到两个人的名字，一是西汉博望侯张骞、一是东汉定远侯班超。古人得以封侯是创业立功的标志，张骞、班超都因经营西域立下汗马功劳以取封侯。张骞、班超的故事世人熟知，只是在他们的丰功伟绩是否与尼雅有关呢？

　　张骞第一次出使被匈奴捕获，经历了十余年的囚禁逃后，不敢再由原路返回，改由越帕米尔高原经莎车、于阗之路。第二次出使也派副使到达了于阗。遗憾的是张骞通西域，没能留下详细的记录。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身为文官整日抄抄写写的班超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窦固将军西击匈奴的出征行列，由于班超智勇双全，颇负才干，被窦固委任率一支36人组成的分队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招附西域各国。这支短小精干的人马，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肩负着外交重任。班超一路上抚鄯善、降于阗、平疏勒，使天山南部各国尽归于汉，将匈奴势力横扫殆尽。班超卓越的才能也赢得朝廷上下和西域诸国人们的信赖。可惜两年后汉王朝内部动荡不安，将西域兵马撤回，班超临行时，各国官吏百姓执缰哭泣，苦苦挽留。班超见状深受感动，决意抗命不归，仍团结、联合西域诸国抗击匈奴先击莎车、后破龟兹，大获全胜。平定诸方后，汉章帝不得不为班超才干震惊，非但未追究他违令之罪，还任命他为西域都护府都护，封定远侯。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周穆王、张骞、班超是否来过尼雅。周穆王的时代太早，连推测也不敢妄为，西汉张骞即使可能到过尼雅，也不过是路过而已。然而班超在西域度过31年，当时又正值尼雅繁荣时期，他到过尼雅应该没太大问题。不过，文献没有记录，尼雅出土文物中也难以简单与此挂勾，还是只作为猜测保留吧。

　　帐篷外拢起火堆御寒，象烛光映照着黎明的曙色，朦胧的帐篷、沙丘轮廓和篝火前的几簇人影，是尼雅发掘期间清晨时美丽的定格。考古学者象是一批不速之客，闯进了一个曾经殷实富庶古代家园，终日在扑朔迷离中欣赏着那些华美的遗痕。

　　可以肯定，尼雅人和其他地区、甚至现代人一样享有共同的人性，他（她）们想方设法装扮着生活中的美。5号船棺墓的棺盖揭开后，尸体用毛毡裹得严严的，脸上覆盖着粉红色的面衣。里面是一位青年女性，黄褐色的头发，从头顶分两侧梳长辫，每侧4根，前额脑后也各有一细辫。前额细辫上有两串珠饰，颈部带着白色珠串项链。一定是位绰绰风姿的美女。直到死去，她也没忘记在的腰部挂上化妆袋，里面是铜镜、脂粉囊、梳筚、木纺轮、丝线和带扣。脚上穿着一双绣花鞋。随葬品不多，女红用具却一应俱全，展示着生前和死后对美的追求。

　　8号墓的女主人头戴绢风帽，外套绢袍，里面穿棉布裙和毛布衣服，带手套。绢袍十分华丽，由四种颜色、质地不同的绢拼缝制成。棉布裙的前胸还有蓝、黄色织物作鲜艳的装饰，里面再衬一层绢裙。毛布衣服内为棉布贴身内衣。看来向往华丽的服装和精细入时的化妆是尼雅女性的普遍愿望。

　　服饰与化妆不过是人类生活中美的一部分，装点家居生活更是美的延伸。虽然目前已经见不到尼雅人居室内完整的场景，但随处可见建筑、家具部件却暗示着当年的影子。木构件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是满足物品实用价值后注重外在的观赏的标识。花纹多采用减地雕刻的手法，有些家具直接用圆雕做成构件。主题纹样有人物、动物、怪兽、花瓶、瓜果、花朵，辅助纹样是联珠、网格、麦穗、绳索等，雕饰的密度教大，十分繁缛。人们又对简洁四瓣的花朵情有独钟，刻出清晰分明的片萼，也有用半片花朵组合成变化的图案，这种设计是对图案构成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带翼的神兽似乎源自西方艺术，有的柱头则明显是希腊建筑手法。

　　对于新疆独特的雕刻建筑装饰，又是那位旁通百家的清代大学士纪晓岚，在获罪谪新疆时以对生活充满情趣的眼光观察了当地民居，写下“雕镂窗棂彩画椽，覆檐却道土泥坚，春冰片片陶家瓦，不是刘青碧玉砖”。大手笔下的寥寥数语，点出了当地建筑特色，而这类建筑便是古代传统的延续。

　　古代人类居住环境对自然的依赖性尤为突出，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家居都有自身特色，其合理性和方便性使之形成了传统，长期以来作为规范和秩序被人们遵守。在尼雅人的建筑组合及与环境的协调中，看到了合院式住宅、并带附属畜圈是家居的主要形式。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新型材料尚未利用时，传统的建筑手法将长期延续。目前塔克拉玛干南缘绿洲农场，现在的建筑与古代尼雅民居仍有很多的相似，三面有房间的合院式仍然流行，而略带田园，附有牲畜棚的住所，与古代尼雅人的民居区别不大。

　　有趣的是，古代建筑和如今农村的一些建筑，都是利用周围现有的自然材料构筑，建筑手法仍是带地梁的构造，结构是上有天梁下有地梁，用角柱与之榫卯连接。然后在角柱间可加上多根立柱，立柱之间连接较细的横梁，最后以此为依托用树枝等编织出墙，两面抹泥。整体布局特色是无中轴线，不讲究对称，居室散乱却富于变化。建筑方法简单，门窗设置随意，扩建容易，与中原地区民居截然不同。

　　　　　　　　　　　　　　　　　　　　　　　　　　文化的碰撞

　　近两千多年的风云变化，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大都向南迁移了一百五十公里左右，茫茫沙海中遗留下一百多处遗址，沿着这条路线行进，就可见到蓝天和苍鹰视野里裸露出的生命残迹。

　　漫步于汉武帝一统华夏、凯撒称霸罗马时栽植下的胡杨和果木之间，不仅能捡拾那些曾经生长过葡萄的枝条，东西文明的双向馈赠，也留下俯首可得物质遗物。尼雅遗址的地表，散落着一些残破的铜镜和钱币，还有淡淡的黄、蓝、绿色的玻璃片、玻璃珠。残破的铜镜完全是中原地区的汉式镜，钱币多是“五珠”，有个别“货泉”，也都是东汉以后中原使用的钱币样式。玻璃残片中有的透明度不高，内壁整洁但不光滑，外壁残留着圆纹，都是打磨出来的，完整的器物应是碗类的器皿，与罗马玻璃相同。在采集的玻璃中，有深绿色产于中亚西亚的蚀花玻璃，是用化学腐蚀的方法，在玻璃上留出预定的花纹。内地汉墓、甚至广西汉墓中曾出土的蓝色玻璃耳铛也在尼雅发现。这些没有地层依据，没有伴出遗物的采集品，在考古研究中总是略迅一筹，可西方玻璃和汉代“五珠”钱同在，展示了双边文明的剧烈碰撞。

　　墓葬中的随葬品组合，更证实了这并非是意外的巧遇。8号墓女尸佩戴着华丽的串珠项链，出土时已经散落在衣服里和木棺内，其中有4颗“蜻蜓眼”玻璃珠。所谓“蜻蜓眼”玻璃珠，是因为玻璃珠上粘附同心圆色环，很像蜻蜓眼睛。它原本出现在埃及，可以早到公元前十三、十二世纪，稍后遍布于中亚、西亚、北非各地。在西方世界它的功能除了装饰，主要还为了避邪，人们相心多只眼睛可以帮助人防卫，于是“蜻蜓眼”式玻璃珠十分兴盛。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遗迹中便发现了这种玻璃珠，一部分来自西方。8号墓的“蜻蜓眼”玻璃珠是圆鼓形，有白珠蓝眼、蓝珠蓝眼、黑珠黄眼，与西方制造品一模一样。就在这位女性的尸体身边还佩戴的锦袋，里面装着精美的“四乳钉博局镜”，四乳钉是指镜背纹样中的四个圆形小凸起，博局是古代一种游戏用的盘面，这种镜在汉代十分流行。无论是“蜻蜓眼”玻璃珠，还是“四乳钉博局镜”，都应该是女主人生前珍视、刻不离身的用物，因此才会在生命的最后带到墓葬之中。

　　3号墓也有“蜻蜓眼”玻璃珠，孔内穿着皮条，贴身斜背在男尸上，也许和西方一样，不光是因为贵重，还有求安祈福的避邪作用。1号墓的一枚“蜻蜓眼”玻璃珠穿在一根皮绳上。5号墓青年女性拥有的珠串中也有来自西方的玻璃珠，而携带的铜镜却产自东方，是一枚饰有龙、虎、熊、朱雀纹样的汉式四兽镜，当然来自中原。

　　在没有做科学测试前，无法断定尼雅出土和采集的“蜻蜓眼”玻璃珠在西方世界的具体产地，精确指出它们的产地也很困难，因为用同样的配方和技术制造的这类产品广泛的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流行，这就使尼雅的文化背景变得更加复杂了。但是有一点需要肯定，西方的玻璃和中国的铜镜在当时都是比较贵重的物品，而它们都不是产自当地，表明了尼雅是个各种文化荟萃之地。

　　唐玄奘在西天取经时，曾在塔克拉玛干南缘走过，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讲述了一个叫做“尼壤城”的地方。后来就有人认为尼雅遗址就是唐代的“尼壤城”，对于以往大学者的结论，本应深信不疑。但是，实地考察的结果看，十分遗憾也十分高兴地得知，这里没有唐代遗物，因此对传统的尼雅就是“尼壤城”的观点不得不提出疑义，原有几乎定论的说法未必正确。


　　尼雅考察中我们格外注意寻找唐代遗物，不过令人失望的是，竟然连一件也未发现，查寻以往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

　　塔里木盆地南部古今地名有很大的改变，即使名字相同或相似也未必是同一个地点。如古代于阗即今和田，而于阗（田）的地名仍保存，位于和田以东。古鄯善为今若羌，而今鄯善则在吐鲁番地区。还有许多古代地名今天已经不用，但对寻找古代遗址十分重要，却也容易发生误解。

　　唐代文献中有“媲摩川”或“媲摩城”，在今克里雅绿州，由此向东约二百里，便是今天的尼雅河流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媲摩川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于是很多人都认为尼雅遗址就是唐代的尼壤城，这是根据文献记录推断而出的，由于大致方向没错，言之有据，颇使人们信服。

　　但是，尼雅出土和采集的文物已经无法统计，当年斯坦因四次调查的收获不说，仅中日尼雅考古队所得，就有很多汉晋铜镜、五铢钱、织物、玻璃残片等等，都毫无疑问地属于东汉魏晋时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晚至唐代。考古学是个操作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获得的资料又是历历在目的器物，巨量的实物依据雄辩地证明，尼雅遗址的时代在东汉魏晋时期，而且约四五世纪废弃后再无人居住。

　　考古发现提醒了我们对古代文献进行重新审视，再读《大唐西域记》，古人的说法本身未见真正有误，关键是如何理解。玄奘说的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而今尼雅遗址东西宽约七公里，南北长约二十五公里，远远大于周三四里的尼壤城，完全不符，严谨的玄奘当年所见的如果是尼雅，不大可能对庞大的地域视而不见。另外尼雅并非“在大泽中”，也见不到“泽地热湿”、“芦草荒茂”的痕迹。如果精细的玄奘所说“媲摩川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的记录无误，那也只能在其他地方寻找了，尼雅河流域广大，尚未找到遗址很多。

　　考古发现的魅力在于，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窗口，通过这个窗口能看到往日世界的真实，尼雅实地考察发掘又一次得到证实。

　　　　　　　　　　　　　　　　　　　　　尼雅为什么消失了

　　尼雅没能留下甜美的故事，辉煌悲壮的历史，都溶化成点点遗迹里，默默地述说着往日的轰轰烈烈、凄凄惨惨。雅尼为什么突然废弃便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尼雅人为何离去匆忙？导源于战争的假说值得怀疑。

　　在所有的遗址中，历历在目的房屋，不仅没有烧毁、砍砸等人为破坏的迹象，更见不到横尸遍野般的战争迹痕。相反，没开封的佉卢文书还整齐的放在屋内墙壁旁，捕鼠的夹子放在地上，连储藏室内的米也没带走，房屋的立柱、门板、窗户，屋外的栏干和室内炉灶、烤囊炉，还在当年位置安然如故，只是现在一切都静悄悄的，仿佛人们刚刚离去。甚至在一处房屋内的柱础旁还发现一付完整的狗骨架，象是屋主人迁出时，忘记给栓在门柱上看家狗解绳，而它一直忠实地守候着家园直到锇死……。

　　种种迹象表明，人们撤离时很从容。房屋内遗物不多，除了破碎的陶器，珍贵和常用的物品被随身带走，无法搬运的笨重家具等原封不动地留下了，根本不像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也不是一家一户的个人行为，一切都又都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全面撤离。

　　尼雅家园的废弃，有可能与自然条件的逐渐恶化有关。

　　人们赖以生存的是尼雅河，水源来自昆仑山上的皑皑白雪。昆仑山脉北坡气候寒冷，常年低温，降雪不能全部消融，山上5000-5700米称为永久雪线，以上为终年积雪区。山上的冰雪就象固体水库一样，冷季把大量的水贮存起来，暖季逐渐融化，补给河流，养育着绿州上的人们。冰川和积雪也好比调解水库，冷湿年份，固体水库的消融量少于积累量，干热的年份，固体水库的消融量多于积累量。自然的调解，决定了尼雅河水量的变化，由固态的水转化为液态的水，制约着这里的生存环境，如果某一年或连续几年尼雅河水量减少，末端的人们失去水的资源后便无法与环境抗衡。

　　这自然现象会引发出一种猜测：不知什么时侯，混浊的河水流到如今的尼雅，沉淀成一片含沙黄土地段，茂密的草木吸引了人们到来，在这里稀稀落落地建起房屋，狩猎放牧。后来逐渐形成聚落村庄，引河水灌溉农田，建立了桑树成行，杨木成林的优美的家园。当年的尼雅人，或许每天坐在家门口一边欣赏小河湍湍流淌，浣女喧声，一边在葡萄架下，对酒当歌，享受美好的生活。

　　又不知过了多久，环境恶化了。尼雅人不断追求富庶生活，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沙漠与山脉间的点点绿洲，断断续续可供垦植的土地不多，极度干燥必须依靠沟渠灌溉，畜牧业也只能严格地限制在沿河道两边狭窄的草莽地带。脆弱生态组合，经不起人们无节制的开发，水源、植被资源的过量使用，逐渐对人的生活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沙漠边缘地区沙丘因风力不断变化位置，从而也使河流不断改道。田园荒芜，地皮干裂，树木枯死，居民无法生活，不得已离开了这里而迁居他乡。

　　政治形势变化也与尼雅废弃有关。

　　沙漠绿洲地区变化，政治形势往往与自然环境的联系更紧密，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古国兴衰的独特之处。水是最重要的，但是导致缺水的原因可以是自然的，如一场特大风沙，罕见的干旱。也可以是人为的，如一场瘟疫，一次战争。最可怕的可能是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叠加。西域古国间的争夺中，即便失败的一方国家尚存，如果行政管理系统遭到破坏甚至崩溃，水利灌溉系统将无人管理，象这样依赖一条不时改道、流量不大的水源为生的特殊地区，一但缺乏对水利系统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很快就会失控，导致无法生存。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使人们不得不离开时，有足够时间慢慢地撤离。

　　尼雅的面积，与沙漠相比微乎其微，人类的力量与自然相比也微乎其微，地理环境是维系人类社会运行的永恒物质条件。

　　尼雅，这片古人生存的乐土消逝了，生态环境再也没有恢复，累日狂风嚎叫着掠过，不断侵蚀着松软的土质地面，那些房屋建筑和果园树木由于和土地结合不易刮走，一个个孤岛似的在台地上屹然不动。废弃的家园和风蚀赤裸的沟壑，以及刮来刮走滚滚流沙，形成了废墟上的雅旦地貌。

　　上面对尼雅消失的推断，或许是过于放纵的想象。但尼雅消失之谜，绝不亚于数学中“哥德巴赫猜想”，它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复杂、严密的科学论证，才能逐渐逼进真实，最终的结论却恐怕永远也做不出来。也许人们宁愿在心中保留着它的神奇，如果哪一天有谁果真彻底破译了尼雅之谜，尼雅是否也变得无聊了？

　　尼雅汉文木简中有：

　　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

　　西域长史营写鸿卢到，如书罗捕，言会十一月廿日。如诏书律令。

　　于阗王写下诏书到。

　　“晋”是中原王朝，“守侍中大都尉”、“西域长史”是晋王朝的官职名称。“于阗”是当地古国。可知在尼雅往来之人有西晋王朝的官员，也清楚地表明西晋设在西域的行政管理机构，西晋的法律和政令行之于此。而汉字在这里流通，当然会有汉人生活在这里。至于其他木简中不止一次地提到的“敦煌”，则说明尼雅通过敦煌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西域诸国各自相对独立，交往入境要检查证件，尼雅除了和于阗国来往密切，也和其他民族和地区接触频繁。于是，尼雅汉文木简中又出现：

　　月支国胡支柱，年□九，中人，黑色。

　　异，年五十六，一名奴，髭须，仓白色，著布袴褶，□履。

　　这是当时称之为“过所”的通行证件，有的“过所”的签发地点是在敦煌，上面记有人的年龄，面目特征及着装。里面提到的“月支”人，是生活在中亚的古代民族，木简上的月支人虽不知属于哪一支系，却能说明尼雅保持着一条与中亚通行的路线，使一些“髭须，仓白色”特征的人，持着有效通行证件往来无阻。佉卢文大量出现，又证明持印度北部、中亚的方言俗语的人也是这里的主要居民，至少有一部分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

　　尼雅汉文木简还记录了一些复杂琐碎的事物，如捕人、收债、货物等，它们和佉卢文书混杂在一起，表现出中原王朝对此的控制不是单纯的军事占领，还参与当地行政管理，形成尼雅的两套行政组织系统。

　　古代南疆地区的人种复杂，直至目前学界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汉人、印度移民、羌人、塞人等多种说法。1984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今和田洛浦县山普拉乡古河畔发掘了52座相当于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学者将其人种与毗邻地区的古代欧洲人种各种支系进行了详细比较，认为普拉乡人明显接近欧洲人种地中海支系，而且不曾与中原地区的蒙古人种发生过融合，却与欧洲人种其他支系有混血迹象。

　　尼雅人的种族之谜，虽然还不能彻底断定，但新获得的23例干尸和颅骨，为弄清这一问题前进了一步。经过测量观察，这些尼雅人长颅型占主要比例，有高耸的鼻梁，除一例是金黄色头发外，其余均为深棕色的头发，男性胡须发达，总的印象是普遍具有高家索人种（欧洲人种）特征。个别个体的鼻梁较低，颧骨较宽，有别于欧洲人种，可能与蒙古人种相关。专家认为，这些具有蒙古和高家索两大人种特征的人，是蒙古人种吉尔吉斯类型和欧洲帕米尔及伊朗类型之间过渡的中间类型。具有不同欧洲人种类型的混合特征表明他（她）们并不单纯，那些近似蒙古人种的特征，大概是形态变异。最后的结论是，已知的尼雅人大部分接近印度——地中海人种支系的印度——阿富汗类型，可能是不同欧洲人种类型的混合，没有明显属于蒙古人种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