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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花边大全集(连载)

  26、张九龄:盛世的背影
  
  (代表作)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不知祖籍何里,因曾祖曾任韶州别驾,所以后来就在韶关始兴安下了家。九龄自幼聪敏,以能文著称,据说七岁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十三岁那年,他投书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对这个小P孩的文采大为赞赏,说:“这位小同学以后一定能有大出息。”可惜九龄同志出生于韶关这个穷乡僻壤的鬼地方,没人提携,所以虽然才华过人,却到三十岁才以第二名考上大学,官授秘书省校书郎,在大唐国家图书馆工作。人言“大器晚成”,所言不虚(古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但跟王维等人比起来,三十岁确实是比较晚了)。
  唐玄宗做太子的时候,搞了一次制举,专门挑选文学人才,张九龄与郭待封等五人并列第一名,于是改到弘文馆任职。几年以后,他渐渐声名鹊起。张九龄以善于识鉴人才而著称,所以朝廷常常让他与左拾遗赵冬曦主持科考,两人都以公正平允闻名。开元十年,中书令张说大人注意到了张九龄,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对别人说:“以后他恐怕就是学科带头人了。”于是跟他叙为同宗,两人惺惺相惜。开元十三年,唐玄宗见和谐社会已经建成,于是整了一个封禅大典。张说担纲封禅大使,出于文人的私心,他所任命的封禅工作人员全是中书、门下两省的文士。张九龄赶上了这个机会,被提升为五品。可是张说太重文士,做事有点绝对,结果被御史中丞宇文融揪住弱点一弹劾,被罢免了总理的职务。跟张说跟得太紧的张九龄也因此被贬为冀州刺史。张九龄是个孝子,在京城做官,想把老母亲带在身边;可是他老娘是个老顽固,外面的世界再好她也不愿意离开家乡,所以就一直在韶关老家呆着。张九龄给皇帝上疏,说河北这地方虽好,但离家乡太远了,想尽尽孝心都不容易,要求改到江南做官。唐玄宗是著名的以德服人,马上就给他换了个洪州都督,让他在南昌做官,好照顾家里。后来又任命他为岭南道按察使,还把他的弟弟张九皋委任为岭南某州刺史,离家是越来越近了。
  话说张说以前做宰相,还兼任集贤殿书院的院长,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说看重张九龄的文才,多次在唐玄宗面前说他的好话,要把张九龄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做研究员。张说死后,唐玄宗想起了他的话,于是把张九龄从广东召回京城,让他在集贤院任大学士兼副院长,不久又将他提拔为中书侍郎,成了唐玄宗的私人秘书。
  这时张九龄的母亲去世,他跟张说一样选择回乡守制。丧满后重现江湖,唐玄宗仍然以中书侍郎的职位虚席以待,还给他加了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衔,这样,张九龄就正式成为大唐的宰相了。开元二十二年,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契丹,大败,张司令大怒,用一条绳子把小安子捆了送到京城,要求唐玄宗砍他的头治罪。张司令真是个厚道人,在哪里砍头不是砍,直接一刀把安禄山结果不就行了么,非要把他送到京城砍头,结果唐玄宗恻隐之心一动,饶了小安子一命。张九龄一看急了,跑去跟皇帝争辩说:“从安禄山的脸相来看,这人以后必定是个叛贼,陛下一定要借这个机会把他除掉,免生后患。”唐玄宗说:“当年王衍听了石勒一声长啸,就认定他将来是个叛党,要把他杀掉。虽然王夷甫同志确实是对了,但朕觉得安禄山跟石勒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唐玄宗思忖再三,最终还是把安禄山这头吃人的老虎放跑了。后人对这段历史极为惋惜,宋人晁无咎感叹说:“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唉,玄宗一点妇人之仁,害国害己,还害了风情万种的杨妃。后来唐玄宗出逃的时候,肠子都悔青了,赶紧着人拿着祭品去张九龄的墓前致祭。
  张九龄是个风度翩翩的宰相,他的人跟他的诗一样,从容不迫,端的是一付盛世重臣的落落风度。九龄体弱,别人上朝,都是把记事的笏板别在腰间,唯有他特立独行,让一个小厮用锦袋装着跟在身后,就像现在的领导们出门由秘书拎着公文包似的。唐玄宗任用张九龄做宰相的时候,正是盛唐的顶峰。玄宗对张九龄非常看重,早朝时看到大臣们雁翅排开,独有九龄同志“风威秀整”,气质卓异于其他人,便高兴地对左右说:“朕每次见到张丞相,都感到精气神为之一振。”可是,玄宗励精图治了一辈子,累了,想过点享乐日子,于是天天跟杨妃粘在一起,如胶似漆。而且他老了,免不了要做点昏庸事,喜欢听些好听的话。于是李林甫之流马屁精的机会来了。一天,玄宗在内苑大宴臣子,酒酣耳热之际,突然来了观鱼的兴致。子非鱼,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看见小池塘里的鱼儿活泼地游来游去,玄宗对张九龄、李林甫说:“众位爱卿,你们看,那些鱼儿多么鲜活可爱!”这李林甫是属猴的,是个见着竿子就要往上爬的主儿,一见皇帝老儿发这样的感叹,马上接口说:“它们过得自在,是因为陛下恩泽所及啊。”张九龄不高兴了,打断李林甫的马屁,正色道:“鱼儿就如同百姓,它们能不能生活自在,得看陛下任用什么样的人来管理他们。观鱼自乐这样的事儿,只是装点景致而已,是小儿女玩的情调,希望陛下不要过分沉溺其中。”这张九龄虽然是个好官,却显然不懂得语言艺术。皇帝老儿天天批阅奏折,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偶尔玩点小资情调,别总是一本正经地,逮着机会就给他上政治课嘛。所以,这次搞得唐玄宗很不高兴。
  李林甫拍马屁的手艺实在是太高了,不由得唐玄宗不喜欢。不久,玄宗终于决定把他也结合进宰相班子。李林甫没啥文化,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张九龄,何况他还有裴耀卿帮衬着呢。于是,他琢磨着要把一个叫牛仙客的老好人拉进内阁,这样自己就多了一只跟屁虫。可是张九龄犯了驴脾气,硬是不干,惹得唐玄宗老大不痛快。张、李二人本来就结下了很深的梁子,以前李林甫当吏部尚书的时候,曾把萧炅提拔成吏部侍郎,做自己的副手。萧炅也是个粗人,有一次跟严挺之一起去别人家里拜贺,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礼记》,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便拿起来读了几句,结果眼神不济,把“伏腊”读成了“伏猎”。严挺之捂着嘴偷笑了好久,回去对张九龄说:“你这做宰相的人怎么搞的,居然能容忍尚书省有‘伏猎侍郎’这样的草包存在?”张九龄当然不能容忍,马上就把萧炅撵出京城,让他去歧州做地方官。九龄同志也真是太较真,咱们这个时代的人,把“致仕”解释为初次出仕的先生都能在大学里当教授,萧炅又没有教书育人的重任,读错了一个字儿有啥子了不起嘛,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再说,萧炅是李林甫的打人最顺手的棍子之一,整他的心腹爱将,李宰相当然不高兴了,要瞅机会把失去的找回来。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终于抓住了张九龄的小辫子。张九龄曾经向朝廷推荐过一个叫周子谅的人做监察御史,很不幸,周子谅是个不负责任的大嘴巴,牛仙客入相之后,他私下里对御史大夫李适之说:“牛仙客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不说,还连大学学历都没有,让他这样的人做宰相,实在有失体统。您是皇帝的宗亲,哪能坐视不管呢?”李适之将这话跟唐玄宗说了,玄宗大怒,把周子谅叫来,亲自审问他。这周子谅也不想想,让牛仙客进内阁是唐玄宗的主意,说皇帝陛下任用的宰相是草包,这不是打皇帝的脸么?这个时候,周子谅百口莫辩,被唐玄宗一顿板子打得皮开肉绽,死在流放的路上。张九龄也因为所荐非人,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张九龄心里那个冤呀,呆在荆州,心情极其郁闷,只能带着孟浩然等一帮诗人,天天游山玩水,聊纾愁闷。他这段时间写的诗也是哀哀切切,全没了往日的雍容气度。张九龄做宰相的时候,曾跟皇帝建议把那些犯事的大臣流放到蛮荒之地,千万不能让那些人好过。结果,他自己被贬官,还只被贬到荆州,就长吁短叹的,在诗歌中把自己比喻成囚徒。后来刘禹锡也受了这条政策的害,被贬到湖南常德做司马。刘郎很恼火,骂张九龄说:他自己出生于蛮荒之地,尚且一遇贬谪还牢骚满腹,却偏偏要把那些生长于文化发达地区的高门大族官员贬到穷地方,真是居心不良,可见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活该。
  不过,重文尚气的张九龄确实算得上大唐数得着的名相。张九龄是个耿直的人,杨贵妃受宠之时,大家有事没事总爱去杨妃的哥哥杨国忠家里坐坐,跟现在的人走领导的夫人路线一样。只有张九龄从来不去,搞得杨国忠好生没面子。他主政的时候,京城的粮食供给非常困难,国家每年花在粮运上的开支极大,效果却很不好,使得伟大的首都常常闹米荒。张九龄采取了分段运输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还使老百姓轻松了不少。以前朝廷让正八品的小官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这样的大事,张九龄觉得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不尊重,改由正三品的礼部侍郎来当主考官,这样一来科举考试的地位就极大地提高了。正因为张九龄的巨大功绩,唐玄宗在他罢相之后还对他念念不忘,每次任命一个新的宰相,总要先问别人:“这个人的风度跟张九龄比起来如何?”
  后来崔群给唐宪宗总结前朝时政得失时说:“别人都把开元十四年安禄山造反看成大唐衰落的开始,微臣却独以为,大唐的衰微,是从玄宗罢免张九龄、宠信李林甫开始的,这个时期才真正是大唐国力变化的分水岭。”这话说得不假,张九龄确实是盛唐标志性的人物之一,他视同寇仇的两个人──安禄山与李林甫──正是后来葬送盛唐一片大好、好得不能再好的形势的罪魁。这位名相从盛唐政治舞台上的退出,留给了后人一个风华绝代的落寞背影,盛唐的大幕在他身后也徐徐落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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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张旭:一个文静的疯子
  
  山中留客
  山光物态弄春晖, 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 入云深处亦沾衣。
  
  唐代是一个盛产酒疯子的时代,在这些林林总总、性情各异的酒疯子中,张旭显得比较另类。因为,这个疯子其实很文静。
  张旭,字伯高,江苏苏州人,年青时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合称“吴中四士”,在唐中宗时就名满京华。这四个活宝都好这口,特别是前二者,因喝酒得来的名声甚至比写诗的名气都大。贺、张二人最大的爱好是让小僮扛着酒瓮跟在后头走街串户,看到哪家种了好花草就停下来小酌两盅,然后提起笔来在人家雪白的墙壁上写疲道:贺知章、张旭到此一游。这两大活宝都是著名书法家,平时人家想请他们写俩字都不容易,现在倒主动来自己家里写字了,主人当然高兴,好好的墙壁画得乱七八糟的,主人还会喜孜孜地奉上好酒,不容易啊。那些喜欢四处涂鸦的,要是能把字练得像这哥俩一样好,臂间匝个红袖章的老太太肯定不会拽着他要罚款。
  诗人们写诗是要灵感的,有些人要写出好诗,先得到八大胡同走一遭。但这样容易招人白眼,说不定还惹上一身花柳病,风险比较高。所以更多的诗人选择用喝酒来唤起灵感。说起来酒真是个好东西,潇洒的盛唐人就没有不喝酒的,张旭在这众多酒鬼中极有名气,好多诗人都喜欢写他的醉态。高适说他“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意思是他要喝了酒,字才写得更好;不过你得小心点,这哥们有点疯疯颠颠,喝高了就更加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李颀同志写他“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腥”,您看,喝点小酒、吃着大闸蟹,醉态兀兀之时,再整一本《南华经》跟大家吹牛谈玄,多潇洒!杜甫也嗜酒,不过那时他名气还小,又是小字辈,大佬们喝酒的时候他只配捧着酒壶侍立其侧。当时长安城里最有名的酒鬼有八个,他们是贺知章、李璡、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和焦遂。有一天,这八大酒鬼聚在一起,喝得天昏地暗、日月变色,跑堂的小弟杜甫很羡慕,写了一首《酒中八仙歌》来纪念这次酒鬼大会。杜甫诗中说张旭是“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在王公巨宦面前都敢脱帽露顶、不顾形象,张旭胆儿也忒肥了点儿吧?其实这其中是有玄机的。据说张旭最牛的写字方法是用头发沾墨狂书一气,而且写得极好,好得酒醒了以后再看自己独创的“发书”,根本不相信是自己的大作。诸位看过周星星版的《唐伯虎点秋香》吧?电影里面那个傻兮兮的长着六根指头的祝大官人从张旭这里得到启示,浑身沾着墨汁在纸上打了个滚,小JJ在纸上印了一道痕,唐伯虎同学便把它画成了鹰嘴里衔着的一条虫子。嘿嘿,搞身体创作还是张旭在行,祝枝山那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作为书法大家,张旭创作的灵感几乎都来自美酒,要是老祖宗杜康不发明酒这玩意儿,张旭就是一介凡夫。后人说张旭的草书“妙于肥”,盛唐人鉴别美女的标准之一也是“肥”,或许是因为“肥”代表着一种雍容富贵的风度吧。盛唐楷书大家颜真卿的字也肥,后来的人们没有盛唐人这样的雍容心态,字就写得越来越瘦了,比如柳公权的字,瘦得简直就只剩一把骨头了(“颜筋柳骨”嘛);黄庭坚的字也瘦,瘦得显出穷酸气;就连当皇帝的宋徽宗写的字都直接以“瘦金体”命名,一点富贵气都没有,怪不得后来要做俘虏的。据说张旭的草书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其意,又观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公主坐着大轿在街上走,路上有挑夫挑着担,两下搅在一块。轿夫们很吃力地抬着公主(唐代“以肥为美”嘛,美丽的公主的吨位肯定不亚于沈殿霞,呵呵),虽然身歪肩斜,但怎么都得保证公主的轿稳稳当当,不然还能不被公主打PP?挑夫也一样,躲躲闪闪的时候,担子不能掉,不然洒了吃饭的货品,回家还不跪蹉衣板?张旭就从轿夫与挑夫肩歪身斜却又能保证肩上的东西平稳这上面得到了启示,所以他的字一笔一笔地看是东倒西歪的,整篇来欣赏,就“未尝不正”了。
  张旭所擅长的草书好看却难写。蛀书写的字东倒西歪,跟他的草书有得一比,小时候被老师责骂为“草字不够格,神鬼都不认得”。不过,张旭的草书就是够格,可能神鬼还是不认得,最少蛀书是认不得几个的。
  张旭的草书极负盛名,后来的唐文宗也非常喜欢,特意下诏,将李白的诗歌、张旭的草书以及裴旻的剑舞合称唐之“三绝”。据说毛主席进京之后,将北京图书馆所藏张旭的作品借回家天天琢磨,所以主席的草书也潇洒得不行。唐代另一个擅长草书的是诗人钱起的外甥怀素和尚,他跟张旭一起合称“颠张狂素”,从外号来看,两人都有点疯疯颠颠。这是可以理解的,人家是艺术家嘛。不过,从张旭的诗来看,他其实是一个挺文静的家伙。他只在创作的时候发一会儿疯,平时绝不会拿瓶汽油去烧别人的车。
  
  PS:从张旭见公主与担夫争道而悟道来看,似乎长安的街道是很窄的。蛀书终于想明白了:之所以咱们这个年代出不了张旭这样的书法家,敢情是因为北京的街道太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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